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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人物评价之王安石

王安石(1021年12月18日-1086年5月21日),字介甫,号半山,汉族,临川(今江西抚州市临川区)人,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改革家。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、鄞县知县、舒州通判等职,政绩显著。熙宁二年(1069年),任参知政事,次年拜相,主持变法。因守旧派反对,熙宁七年(1074年)罢相。一年后,宋神宗再次起用,旋又罢相,退居江宁。元祐元年(1086年),保守派得势,新法皆废,郁然病逝于钟山(今江苏南京),赠太傅。绍圣元年(1094年),获谥“文”,故世称王文公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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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王安石为人如何?

王安石的为人在我个人看来,是在历史上都数的出来的“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”的官员,他的个人需求无限接近于零:“吃、喝、玩、乐”他一无所好,唯一的爱好大概就是著书立说(三经新义、淮南杂说、字说等等)。后世有许许多多人对他有无数的非议、指摘,但是几乎没有一个人能从他的私德下手,这就最好的证明了他的为人。

二、为什么历史上褒贬不一?

王安石介甫是一个有大智慧,强手腕的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。这么多头衔,而且每个头衔都是能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引起争论的。1、政治家(有人就有政治,有人就有冲突,有冲突自然也就有争议);2、改革家(王安石在后世的关注度,一大半在他的改革思想上,但改革从来都是新的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颠覆......可想而知了);3、思想家(在王安石的时代,儒家中的理学尚未抬头,二程还未到火候,这时候王安石的“新学”在当时可谓如日中天,已经到了科考必谈“王学”、“新学”的地步。而到了南宋高宗之后,被王学压制多年的理学终于抬头,在清流和科考中彻底打垮了“王学”,并一直作为儒家的主流学派,这样一来,王安石的贬损可想而知了,而从事实上来说,理学的一大批传人也确实在孜孜不倦地攻讦王安石);王荆公前三个头衔就已经集争论与一身了,这文学家带来的小小争议,对他来说也就略等于无罢了。

三、如何正确评价?

评价王安石,哪怕你只是单纯地评论他的为人,都很难绕过他的“熙宁变法”。但是“熙宁变法”真的是太大的题目了,从建国以来,邓广铭、漆侠、李华瑞、邓小南一大批宋史研究者都很难对其做出一个定性定量的“公正评价”。答主过去“无知者无畏”,看过几本书就敢对“熙宁变法”纵横捭阖,那时候还是个很坚定的王安石支持者。到如今,知识渐厚,反而不敢妄下断语了。比如说他的青苗法。他的出发点是非常好的,地方贷款伤民(下等户),国家出面来协调,由地方政府放贷,既增加了财政收入、又让民众的损失减到可承受的范围内,并且还能保证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农业生产。

但出发点和终点往往不是一条直线走到底。青苗法在执行过程中,被不断的歪曲、走样:强制借贷、地方不作为等等等等,最后连百姓自己都反对了。
比如他的免役法。其实宋代不乏有识之士,从许多史料我们都能得知,差役历来便是官员论证时常常提起的“积弊”。司马光、欧阳修都曾经大力反对差役法,可为何到了王安石变法、王安石反对差役的时候,他们就走到了他的对立面了呢?因为,王安石的免役法确实也有他的“流弊”。那就是“纳钱”。刚开始的时候,免役法还只是要求上等三户纳钱,不久之后便明确为所有居户,不论户等。这样一来,免役法也就完全沦为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了。

又比如,他的某些极端思想。很著名的一个故事。熙宁元年,神宗问政延和殿。所讨论的是朝廷冗费太多,加上暴遇天灾,是否应减少大臣的赍赏。司马光对的是,该减。虽然所费不会太多,节约出来的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,但减与不减是人格上面的事。何况,要是只要涉及减少待遇,大臣们就发出“有损政体,有损国威”的声音,那么将永无减少之时?就这么直面的来看,司马光的说的是不是很对?而且有没有感觉,这些思想应该是王安石的台词?王安石可是两袖清风的清廉宰相啊!

王安石对的是,不用减,“未足富国,徒伤大体”!……这和大家心目中的“执拗宰相”王安石是不是也有很大出入呢?
当然,一两句话,一两个政见不能代表什么,而且之后,这次论政还扯出了熙宁变法的主要议题:理财。
王安石说出了著名的:“民不加赋而国用饶”。司马光对的是:“天地生财,只有此数,不在民间则在公家”!

我不是经济学家,不评判经济政策的是非。仅仅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让大家看看—其实司马光也好、王安石也罢,都是在自己的眼界里看问题的。至于大臣待遇该不该减少这个议题上,王安石和司马光都能称不上对。
司马光是大家垂范的意思,但你这样只能解决表面问题,你是高风亮节,你家资雄厚,你固然可以减少,但底下的人呢?你退休之后来接任的人呢?国家财政问题不是减几个工资就能解决的。
王安石则是绕过表面问题,解决根本问题的意思,但这样必须要有系统性的措施,而王安石在当时明显没有准备好,在论政的时候,司马光直接批判说:此乃桑弘羊欺罔之辞云云……而王安石则顾左右而言他……

总的来说,王安石变法有他明显的局限性(吏治上基本未能触及),他的变法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形成他理想中的“均贫富”,并没有改变“贫者无立锥之地”的局面,有的反而增加了贫者的负担,但变法确实非常有效的改变了北宋过去“百年积存,维余空簿”的国家财政赤字问题,为之后河煌开边打下了基础。不过这样来说,他的变法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础民意支持,而他在士大夫阶层中本来就根基不深(主持地方工作多年,中央政府几乎没有他的人脉),变法中的青苗、市易法还重伤士大夫阶层,这样一来,王安石在士大夫、黎庶中下两大阶级中都没有绝对可靠的支持,他个人的非议自然不能断绝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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